著作人身权虽然名为“人身权”，并不是民法意义上的人身权，只是“借用”了人身权这个称谓而已。在著作权法规定的四项著作人身权中，在实务中最容易出问题的是署名权。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：在著作权法规定的四项著作人身权中，在实务中最容易出问题的是署名权。

一是一些人看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第(二)项时，容易把关注点放在“在作品上署名”。“署名”之“署”是一个表示动作的词，而“名”则为名字，于是便有人把“署名”理解为“写上名字”这类的含义。照这种理解方式，署名权就是在作品上写上名字的权利，名字就顺理成章地被视为署名权的客体，署名权就很容易被理解为具有两面性：积极方面，在自己的作品上写上自己的名字;消极方面，禁止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他人的作品上。

二是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第(八)项规定“制作、出售假冒他人署名的作品”的行为属于侵权行为，有人便反推，被侵犯的权利是什么权呢?既然是假冒“署名”，当然也就只能与“署名权”有关了。上世纪九十年代发生的吴冠中诉上海朵云轩等侵犯著作权的案件，法院就是按照这种思路来判的，曾经引起过很大争论。

假冒署名不是一个新的问题?

早期主要与美术作品有关，1990年著作权法就只规定了美术作品的假冒署名问题。后来，在文学作品领域也开始出现假冒署名的问题。在互联网时代，假冒署名有了新的形式，“枪手”代笔、网络写手假借名家之名等现象层出不穷。著作权法在2001年修改时将假冒署名从“美术作品”扩大到所有类型的作品，顺应了形势的发展变化。

假冒署名问题其实与署名权是没有关系的。最简单、最表面的一个理由是，著作人身权的侵权行为都规定在第四十七条当中，第四十八条涉及到的是财产权利以及技术措施和权利管理信息保护。深层次的理由是，署名权是作者的权利，以作品为客体，以表明作者身份为目的，体现对自己作品的署名方式的决定权。先有作者身份才会有署名权，而作者身份的取得依据则是创作了作品，包括参与合作作品的创作。作者之外的人，除了著作权法规定的极少数情况外，都不能享有署名权。

假冒署名的性质，可从两个方面来理解：一是侵犯被假冒者的姓名权，二是损害了消费者(作品原件或复制件的购买者)的权益。

1990年著作权法之所以只规定美术作品的假冒署名问题，其实是与美术作品交易有关。假冒署名的美术作品，即所谓赝品，在美术作品交易中有着“悠久的历史”，制售假冒署名的美术作品，是扰乱美术作品交易市场秩序的不法行为，构成了对购买者(竞拍者)的欺诈，为各国法律所不容。

无论被假冒者为今人或古人、在世或离世、本国人或外国人，假冒行为都应受到制裁。在某些特殊情况下，例如，艺术家本人在其作品的复制件上亲笔签名，或者在非本人创作的作品上签名，同样是违法的，在有些国家里要承担刑事责任。德国著名知识产权学者迪茨在郑成思教授主编的一本连续出版物《知识产权研究》上的一篇文章中谈到过这个问题，德国著作权法第107条第1款(2)项似乎也是这个意思。

在我国的司法实务中，将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第(八)项制作、出售假冒他人署名的作品的行为与作者的署名权联系在一起，更深层的原因恐怕还是很多人的一种观念：著作权法规定的侵权行为一定是侵犯著作权或相关权的。仅就著作权法而言，这种观念是不正确的。除了假冒署名外，至少还有两种“侵权”行为是不侵犯作品的著作权或相关权的，这便是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第(六)项和第(七)项涉及到技术措施和权利管理信息。实际上，还有一项很难与第十条规定的各项权利直接联系起来的侵权行为——“剽窃”。

因此，我们千万不要认为只要是著作权法规定的侵权行为，或者说著作权法保护的权利或利益，就一定是著作权或相关权。有些时候，一部法律为了方便，可能会将一些原本不属于该法调整的关系或规范的行为纳入其中。例如，商标法对在先权利进行保护，在先权利人可以根据商标法的规定提出某些主张或要求，但并不意味着在先权利也是商标权。

对于制作、出售假冒他人署名的作品的行为，法院原本可以直接适用法条，顶多对该项行为的构成要件进行分析或解释，完全不需要去从理论上阐述被假冒者的所谓署名权。这种做法，说得严重一点，其实是学风和文风的问题。当今，一些知识产权案件的裁判文书动辄数万字的说理，新概念、新理论花样不断，究竟有多少是解释或适用法律所必需，不能不深思。

(来源：炳叔讲知产)